韩国去年30-34岁女性的就业率30年来首次反超25-29岁女性。此前因生育导致职业生涯中断、继而导致30多岁女性就业率降低的“M型曲线”现象已然消失。 

 这是1日《中央日报》基于的国家统计系统(KOSIS)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去年，30-34岁女性的就业率为75.1%，创下历史新高。这意味着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中四分之三在工作。她们反超了长期以来就业率最高的25-29岁女性(73.6%)，这是自1995年以后30年来的首次。韩国于1980年开始统计就业率。 

这是自1997年25~34岁女性雇佣率超过50%以来首次被推翻。虽然从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的经济活动参与率来看，30-35岁(77.4%)仍略低于25-29岁(77.8%)，但已基本持平。也就是说，韩国女性就业率在20多岁时上升、30多岁时下降、40多岁后再就业的“M型曲线”公式已不再适用，越来越接近于倒“U字”。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首先是晚婚、低生育趋势与青年就业难问题交织叠加。经历过2015年后房价飙升和低增长的30多岁一代优先考虑经济稳定，从而放弃或推迟结婚生育。尽管合计生育率(女性在育龄期间预计平均生育子女数)连续两年回升，但去年仅为0.8左右，而30-34岁女性的未婚率高达58%。平均生育年龄从2005年的30.2岁上升至去年的33.8岁，20年间推迟了3.6岁。高龄产妇(35岁以上)生育的婴儿占比也达到37.3%，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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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析指出，随着高学历女性增多，重视职业生涯的倾向也更为明显。东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闵世珍(音)分析道，“M型曲线变得平缓，更接近于女性为规避职业中断本身而推迟结婚生育，甚至选择不婚不育的结果”，“被称为M世代的1985-1996年出生的女性倾向于优先考虑职业生涯、明确将结婚放在次要位置，对她们来说结婚只是一个选项”。

  此前，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在《30多岁女性经济活动参与率上升的背景与启示》报告中也指出，不生育或推迟怀孕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是推高30-34岁女性就业率的主要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以2022年为准，30-34岁(1988-1992年出生)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率为75%，相比以2017年为基准的30-34岁(1983-1987年出生)女性(66.2%)高出8.8个百分点。在此期间，有子女的女性比例在5年间从46.9%降至32.3%，下降了14.6个百分点，多子女比例则降幅更大。

分析认为，扩大爸爸使用育儿假、加强育儿政策等政府推行的工作与家庭平衡支持政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据雇佣行政统计，去年全体育儿假休假者中男性占比达到36.4%，创历史新高。一年内增加了60.6%。相应地，“职场妈妈”也随之增加。根据韩国国家数据厅的资料，截至去年4月，与18岁以下子女同住的已婚女性(54岁以下)就业率为64.3%，是2016年开始编制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值。在全体已婚女性中，中断职业生涯女性的比重为14.9%，一年内下降了1个百分点。

有观点指出，虽然自2024年下半年起新生儿数量开始反弹，但还不能掉以轻心。因为第二次婴儿潮一代的子女“回声潮世代”(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出生者)已进入生育主力年龄段，其“人口浪潮”效应显著。据韩国数据厅未来人口预测，30-34岁女性人口预计将从今年的167万人到10年后减少至123万人，20年后则将减少近30%。然而，本应主导人口政策的总统直属低生育高龄社会委员会副委员长一职，自去年12月以来已空缺3个月。自2006年开始的“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每5年制定一次，去年第四期计划已结束，但今年尚未启动相关讨论。

KDI国际政策研究生院教授申子恩(音)建议，“考虑到M世代重视职业生涯的特点，与单纯加强育儿假相比，激活紧急看护假、弹性工作制可能更为有效”，“应建立紧急公共看护系统，例如开发‘看护119’这类应用程序，让民众能像用外卖应用点餐一样轻松填补看护缺口”。闵世镇教授也表示，“2020年代中期是人口政策的黄金时间，也可能是最后一次逆转机会”，“在工作、结婚、生育、育儿问题上，完全尊重女性的选择才是逆转低生育率格局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