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季羡林先生开始接触是在1949年建国前夕，距今已经整整60年了。最初的四年我作为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专业的学生在季先生领导的东语系学习。1953年我大学毕业，留在北大东语系朝鲜语专业任教。工作了近50年，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十多年前我在北大离休。
一. 初识季羡林先生
与季羡林先生的交往前后长达半个多世纪，我想根据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对此进行一些介绍。我在1947年进入位于南京的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学习韩语。1949年4月南京解放，1949年7、8月份党中央做出决定，把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整个合并到北京大学东语系。因为战争等原因，当时东方语专留下的教师和学生已不是很多了，在校的师生们集体坐火车从南京来到了北京。按照中央指示，我们大约于49年8月末或9月初到达北京，来到了北京大学的红楼。当时的红楼，是老北京大学的校址，并不是现在的北大校园，是位于北京故宫东北的红楼，著名的五四运动就曾经在那里爆发。因为当时没有宿舍，我们师生就住在红楼的三层，二层是教室。我们没有床铺，因此每人只能打地铺睡在本用于做大教室的房间里，一个房间里住十多名学生。住到红楼的第一天，当时任东语系主任的季羡林先生来到我们住的房间看望学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感觉他非常和蔼可亲。那时他大约36、37岁的样子。他对学生们嘘寒问暖，给我们大致讲了一下东语系的情况。这就是我和季先生的第一次见面经过。
二. 北大校园的交往
我进入北大朝鲜语专业后，重新从一年级学起，共学习四年。在此期间，季先生是东语系的系主任，因为他的专业不是朝鲜语，所以没有直接教过我，但是政治学习时我们在一起。解放以后，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编成小组学政治，每组大约11、12个人，晚上进行学习、讨论。系里有些事情时，我和他也有些接触。此外，其他的个人接触并不是很多。
1953年7月我从北大朝鲜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由于工作等关系，我和季羡林先生开始了较多的接触。主要的接触是从1957年我担任东语系教学秘书后开始的。当时的系秘书和现在专职的秘书性质不同，当时的系秘书是教师兼任的，不是单纯的行政人员。马寅初先生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是由他出面任命我兼任东语系的系秘书的，任命的布告贴在全校性的布告栏里。系秘书的职责是协助系主任对教学工作进行领导、管理。从1957年夏秋到1965年年初，连续7年半我担任系秘书，经常向他汇报工作和讨论一些工作问题。季羡林先生很喜欢文学，后来因接触时间长了，我们在文学问题上也有些探讨，即使有时和工作没关系时，我们也谈谈。后来文革以后季先生恢复系主任工作，我又继续担任了短期的系秘书，我担任系秘书的时间前后加起来大约是十年。
三. 季羡林先生印象
下面谈一下我和季羡林先生接触的体会和感受，年代久远，事情众多，无法尽说，这里我只能挑选几件事情说说。
总体感觉是，季羡林先生虽然是位行政领导，但给我的总体印象是：他更多地具有学者风格，而很少有行政气息和领导者习性。我和他通常是以上下级的关系接触，我们一起讨论问题时，他发表意见也是多从学术观点上讲得比较多，在行政事务处理方面，如布置工作、检查工作汇报等行政做法，他不大注重。他很少和我们商量行政问题，他主要是从学术角度来领导东语系，这种做法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里我谈一点体现季羡林先生学者风范的事例。
季羡林先生非常注重学习、学术上的钻研和教学里面的学术问题。一般领导往往是从行政上来抓，比如布置工作，听取工作汇报，让几个被看中的教师做教学“经验总结”，以行政手段加以推广等。但季羡林先生不从这方面做，他抓比较根本的问题，比如：学术建设、课程建设、教师业务提高和学风等。一个典型事例就是：当时东语系的教师在他的倡导下，组成了三个学习组，共有3个方向，语言、文学和历史，历史组的人比较少，文学组的人不少，语言组的就更多一些，季先生亲自参加文学组的学习。据我所知，当时北大其它各系教师也都有政治学习，每周一次，但没有形成制度的业务学习，而东语系在季羡林先生的倡导之下形成了这样定期的业务学习制度。语言、文学和历史三个组最后真正坚持下来的，活动种类多和效果比较好的要数文学组了，这和季先生亲自投身文学组学习有密切关系。
当时文学组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型：一是邀请东语系外的知名学者做报告；二是找出一定的文章或著作组织讨论学习等。季先生每个星期三下午都参加文学组的学习，地点在日语教研室，也就是现在外文楼二楼中间的那个房间。季先生作为普通组员和大家一起学习和讨论文章或著作。在他的支持和帮助下，请了一些文学方面的专家来文学组作报告，比如冯至先生、中文系吴组缃教授和田德望先生。季羡林先生给我们推荐郭绍虞编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还一起讨论过当时有争议的一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当时季先生翻译的剧本《沙恭达罗》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上演，我们组织文学组的成员去观看。我当时任文学组的组长，副组长是日语专业的潘金生老师，很多文学组活动都是和季先生商量后办的，请学者做报告，往往是由季先生出面邀请或推荐。难能可贵的是：季先生虽然是一位文学造诣很深的学者，但他每次都作为普通组员按时到会，与大家平等地进行讨论。
由此我们看出季先生抓教学质量提高并不是单纯从行政管理上来抓，而是从根本上抓。这样比通常的工作汇报和用行政方式推广某种“经验”，要更深入和根本。因为只有业务水平、学术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了，教学质量才能真正得到保证和提高。季先生不是通过行政工作，而是注重教材、教学质量、师资培养和提高人的学术素质，文学组活动正是进行师资建设的一条有效途径。
季羡林先生非常注重教材问题，现在《东方文学史》这本书已经出版多年了。而实际上文革之前季羡林先生就已经提出编写《东方文学史》的想法，还组织人着手进行了。他为此在系里召开了一个会议，当时共有五人参加，季先生主持，专门谈《东方文学史》著作的编写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印度文学方向的金克木先生、阿拉伯研究方面的马坚先生、日本文学专家刘振瀛先生。我当时与这几位老教师相比属于年轻教师，由于担任系秘书工作，而且研究方向是文学，也参加了该会议。
后来《东方文学史》的工作没能进行下去，文革期间各种运动接踵而至，《东方文学史》的工作只得中断了。文革结束，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季羡林先生又重新提出该问题，组织班子动员全系的好多教师参与完成了《东方文学史》一书的编写工作。多亏了季羡林先生的及早重视，否则文革后也不会出版这本质量较高的《简明东方文学史》著作。
季先生除了对教学工作很重视以外，他对社会或学校里的学术活动也很重视。比如他对比较文学的支持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最早的比较文学研究机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当时最早提出和支持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有两位：季羡林先生和北大西语系的李赋宁先生。李赋宁先生在一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议上，从理论上提出了比较文学并说明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而在后来的具体组织工作上，季先生则做了大量的支持和指导。研究比较文学的北大中文系乐黛云教授为此和季先生有过不少接触，得到了季先生在各方面的热情支持。后来我被比较文学研究所聘请为兼任教授，西语系的杨周翰，俄语系的李明滨也都参加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季先生，他当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他的影响作用最大，他的支持是北大开展比较文学研究活动的最重要因素。
北大东语系和中文系的比较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东方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在80年代举行。我当时是东语系文学研究室副主任，我提出召开这个会议，系里和季先生都很支持。会议召开时，季先生在大会上做了讲话。在他的带动下，热心于比较文学的西语系的杨周翰教授也讲了话，尽管杨教授是研究西方文学的，但他也很重视东方文学。比较文学最初的支持与倡导者中，季先生是最重要的元老之一。
季先生对学术活动的支持非常广泛，比较文学是一个例子，另一个就是和国外学者的交流。
1985年，教育部邀请美国夏威夷大学从事韩国文学研究的 Peter H Lee（中文名李鹤诛）到北大做为期一个月的讲学，指定由北大东语系接待。当时东语系指定我陪同李教授在北大做了6、7次讲学和访问一些学者，其中一位被访学者就是季羡林先生。季先生非常重视这位在美国从事韩国学研究的学者，亲自接待了他，热情交谈。
1989年春天，我和比较文学研究所的乐黛云教授商量如何邀请韩国学者来中国讲学。我认识两位韩国学者：一位是韩国高丽大学的丁奎福教授，另一位是崇实大学的苏在英教授。当时中韩尚未建交，我们无法发出正式的官方邀请函，我和乐黛云教授商量，我们两人以个人的名义联名邀请。两位韩国学者来北京大学做了演讲，这是韩国学者在北京大学首次讲学。我们与韩国学者聚会时邀请了季羡林先生，他欣然前来参加聚会，这说明尽管中韩那时还没有建交，季先生对我们和韩国学者的交流已经热情支持了。
1990年，在中国旅行社工作的北大朝鲜语专业毕业生张龙找到我，告诉我韩国的敦煌学会的学者们准备到中国参观访问。当时中韩尚未建交，因此以何种方式邀请是个问题，希望我能想个办法。我于是去找季先生，季先生时任中国敦煌学会会长，他认为以敦煌学会民间学术团体的名义邀请是可以的，同意发出邀请函，由旅行社交给韩国的敦煌学会。邀请成功，韩国方面来了20多位学者，在中国做了为时半个月的考察活动，去了西安、敦煌等地。我全程接待了他们，与这些学者们建立了深厚友谊，后来我也有机会去了韩国。1990年秋我在韩国呆了一个月，与韩国学者进行了更广泛更深入的交流，这和季先生对上述敦煌考察活动的大力支持间接有关。
作为治学严谨的学者，季羡林先生坚持实事求是，不轻易随着政治气候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有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就是关于对胡适的见解。50年代中期，全国学术界掀起了对胡适的批判。胡适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在政治立场上是倾向于国民党的。学术界对他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学术方法也进行了批判，认为他是主观唯心主义。当时一般人都是跟着这个风向走的。季羡林先生对胡适有所了解，有一次私底下对我讲：“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什么错呢？搞学术研究就应这样嘛。在没弄清楚问题之前，可以假设一下，然后再小心地求证，实事求是地做结论。”我听后感觉他不随大流，敢于提出自己的想法。但我没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因为我年轻，对胡适了解得不够，对胡适的学术方法和观点没有进行过深入思考。虽没有和他就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但我感到他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实话。这种态度对学术工作者是难能可贵的。其实季先生在很多问题上常常是这样的，这里我只是在学术方面举一个例子而已。
多年接触，我常常感受到他对我个人的关心。学术上，他希望我有所发展，支持我由于工作需要而做的学术活动，还曾给我的两本书写过两篇序言。一篇是朝鲜古典文学名著《谢氏南征记》整理本的序言，另一篇是朝鲜《壬辰录（抗倭演义）研究》的序言。
另外，80年代末期，我写了《中国文学在朝鲜》专著，是在当时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乐黛云先生的倡议之下写成的。其他人则分别写中国文学在法国、俄罗斯等地的传播情况。朝鲜方面的情况乐黛云先生让我来写。出版后她拿给季先生看，季先生非常高兴，还通过她提出，韦旭升还可以继续写中国文化在朝鲜的传播情况。当时我感到我学力不够，知识面也不那么宽广，而“文化”的涵盖面是非常广泛的，况且我当时还忙于一些别的事情，也没有足够精力，婉言谢绝了。现在想来，这未免有负于他的厚望。
除了学术工作之外，季先生对我个人生活也很关心。我的前妻刘凤珍是北大日语专业的毕业生。她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工作后常常病休。季先生知道后，见面时常关心地问我：“刘凤珍身体怎么样？”
另外令我感动的一件事情关于我辞去系秘书兼职的事：我从1957年起连续做东语系的秘书多年，同时进行教学工作。教学基本上保证了，研究成果虽然也有一点，但进行学术研究的时间大大减少了。一般教师兼任系秘书工作两三年就换人了，我却一干就是7年半，可系里始终没有把我换下。我向系里其它领导人提出辞去系秘书的工作，有的人哼哼哈哈，不置可否。有的人说现在没适合的人选。我无奈，直接找系主任季羡林先生提出。季先生非常痛快、直率，他当即实事求是地回答：“时间是长了，应该换了，你可以下去了”。有了他的这句话后，我就没有再跟别的领导谈，就把职位交给了已在酝酿中的越语专业的马老师。
由此可见，季先生是很认真、求实地对待我的要求与学术发展问题的。他的作风确实和别的领导有所不同，他虽也是行政领导人，但比之于行政人员的习性，他更多具有的是学者风格。
四.后记
如今，我也年逾八旬了。年代久远，很多事情想不起来了，想起来的也不能全都谈。这里我多少谈了一些，供给大家在了解季羡林先生方面作为参考。季羡林先生生前，东语系曾举行了很多次有关他的庆祝活动，比如，诞辰纪念、东语系建系纪念（季先生是东语系的创建者）和从教几十周年纪念等。当时也出了很多有关他的文章。也曾有人让我写，他的助手李铮就曾为此来过我家。这是锦上添花的事，考虑到写的人很多，自己也就不必凑热闹了，婉言谢绝了。但这次不一样，季羡林先生刚刚去世，我怀念他，于是以此文章来表达对他的感情。现在我身体不好，无法执笔，只得口述，请有关人士加以整理，以表达我的区区微忱。
2009年11月
本文作者简介
韦旭升教授1928年10月23日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在故乡度过小学、中学时代，就读于大行宫小学、南京市立一中、五中、中央大学附中、社会教育学院附中，1947年进入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学习韩国语，曾因参加学运被捕而一度失学。1949年复学后进入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专业学习。1953年毕业，留校任教近50年。曾兼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学与科研秘书、系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北京语言学院汉学系兼职教授、广西师大《东方文学丛刊》以及延边大学《朝鲜学一韩国学丛书》特邀编委、北大亚非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是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朝鲜一韩国文学研究会前副会长、现顾问，中韩文化关系研究会会长。主攻朝鲜(韩国)古典文学和朝语(韩语)语法，着重研究《壬辰录(抗倭演义)》与《玉楼梦》，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对朝鲜古典文学的影响，出版有专著、译著等等。曾赴平壤从事《壬辰录》研究，应邀赴美国、朝鲜、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以及台湾地区参加学术会议，讲学，并曾在韩国东国大学任课。2000年9月出版了韩国学研究综合文集《韦旭升文集》(共6卷，250万字，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2005年10月获得由韩国总统卢武铉颁发的“宝冠文化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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